如何造就一座對路人友善的城市? 在與Tobias Berger 和何思衍的對話中，Thomas Heatherwick ( 湯瑪斯. 海瑟尉 ) 疏理出情感、功能和細節，是如何共同塑造城市生活。從香港太古廣場的轉型，到亞洲各地的項目，他熱情地探討著如何挑撥人們的感官，並倡導一種透過關懷和好奇心來維繫公共生活的建築。

Tobias Berger:
我們先由你在香港的項目開始吧。太古廣場大約於十年前重開了，用了大概四到五年的時間來磋商。那時獲太古集團委約的，一個比較舊式、常規的購物中心，你當時其實有何想法?

Thomas Heatherwick:
有趣的是，太古集團行政總裁已經在位二十年了，而他一開始就建成太古廣場。他做了一件令我大為驚訝 的事——因為他問我:「你之前做過零售商場項目嗎? 沒有? 太好了，正合我意。」

然後他補充:「我其實不知道自己想要甚麼。可能我們只是想有新的舖路? 但我希望你可以親身來看一下，告訴我你的看法。」所以我們在那裡待了幾天，一邊探索一邊嘗試理解。某程度上，太古廣場就像一座小鎮，帶著依山而建的複雜性，而多個底層樓層也像香港那樣相互連接、交織，使它具有那種可愛的、近乎蜂巢般的複雜性。它不僅僅是坐落在平地上的建築。最後他問:「那你覺得怎麼樣?」我知道我眼前的這個人，其實對自己的作品很自豪，但他現在卻問我:「哪裡出了問題? 我錯了嗎? 我哪裡做錯了?」現在，我們的工作方式是分析和發現問題，我不認為這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我們需要信任他，坦誠地告訴他我們認為有甚麼可以更上一層樓，這是趣味所在。

太古廣場的設計其實很成功，一直因為它的寧靜而備受愛戴。我們發現我們還可以使它更安靜——更可以引入一些初建時沒有機會實現的元素。所以到最後，我們不止於更新舖路而已，我們為它創造了一個全新的面目——一個全新的、在環境表現上有所改善的建築。我們在本來的卸貨區興建了新酒店，即是現在的奕居，我們設計了它的外觀。

我個人對於城市和政府如何打造公共空間很感興趣。在二次大戰後，政府傾向建造一些促使社會聚合的空間。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這些計劃都出了點差錯，導致城市失卻了自信。以英國為例，本來有很多建築師在計劃部門內工作，但現在他們都離開了。現在，打造我們居住其中的公共空間的責任，就落到了私人發展商的頭上。

我知道在建築的世界，人們都對「文化建築」有種迷戀——例如歌劇院、音樂廳和國家圖書館等等。但對我來說，文化其實就是你周圍的一切:是那個在梳化或雪櫃的生命來到盡頭，你要領它們去的垃圾站;是醫院、護老院、社區中心......是你買菜還有和家人共晉晚餐的，諸如此類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建築不該被視為明顯的藝術建築。如果太顯而易見，你會說:「噢，那是座藝術建築，把它弄藝術一點吧。」在倫敦、英國、歐洲的，受歡迎的許多是舊建築——相當於180年前的宜家傢俬棚屋，那為甚麼日常建築不能與我們連結呢?

所以太古廣場是一個擁有優秀委託人，容讓我們去反思用家的情感、還有人們是如何相聚的地方和項目。如果在英國，你可能會想:「噁!是個商場!」但亞熱帶氣候的戶外實在太熱了，而且暑熱持續很長時間——如果你是年青人，你要去哪裡約會?你不想呆在狹小的公寓裡的話，要去甚麼公共空間待著? 商場這樣的地方是對大眾來說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間——那裡承載了人們多年以來的生活記憶。

所以人們生活其中的地方，往往使我感受甚深，也很教人興奮。如果城市不再規劃這些建築了，而開發商——尤其是房地產開發商，例如領導太古集團的我那位朋友，卻擔起了在建造的責任。他們也教會了我很多關於人類行為的洞見。那些長期擁有土地的人，那些絕非短期內建造、出售和處置土地的人——必須思考人們的整體生活，思考真正的、深刻的、長遠的價值，並思考如何以對社會最有意義的方式使用金錢。

我對這種反應，以及我們在工作室裡所做的各種事情都非常感興趣，如此說來，太古廣場的項目對我影響的確很大。

當我問香港人他們對太古廣場的看法時，他們會提起洗手間和電梯按鈕，諸如此類的東西——人們可能會想:「甚麼??!!」

項目還有興建時，升降機和廁所是最早完工的。他們說:「別掛心洗手間的事，洗手間由我們來負責，你專注在主要的事情上便可。」

但我「知道」洗手間與其他主要的公共空間截然不同。在外面，你通常與朋友在一起，或者在到處遛達，而人的心理是很耐人尋味的，當你與他人在一起，我們總是無時無刻在猜度他人對自身的想法。所以你根本沒留心你周遭的環境，你幾乎變成了另一個人。

但當你上洗手間時，你通常獨自一人——你對周遭環境會更加敏感。那時你可能會有很多批判。但對洗手間，你的期望值其實很低; 你假設洗手間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我想，我們不如把我們對待歌劇院和美術館的愛，同等份的給予一個廁格?

Tobias Berger:
你為香港的洗手間帶來革命。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識到，但你設計的洗手間已廣被其他商場抄襲了。

Thomas Heatherwick:
如果那份努力被大家複製開去了，那是我的榮幸。

在太古廣場，我們試圖柔化整個空間——它一直都又硬又尖——而洗手間就是其中重要一環。我們也經歷了一番掙扎，因為洗手間需要門，而門鉸是剛性的，不柔軟。它像摺紙一樣精確。我們自問: 彎曲的門可以配上尖銳的門鉸嗎? 情感上它聽來很不對勁——好像你在偽裝一樣。所以我想:「其實你真正想要的是一面彎曲的牆。我們可以使牆彎曲嗎?」這聽起來很荒謬。但我記得在我向集團行政總裁說這件事時，因為他都是思想開放的人，他都保證我們會一起實現這個構想。

所以我們做到了——總共花了六個星期。

還有一個使我快樂又自豪的細節——大家可能不太注意到，但應該都感受到了——在四樓的上落區，有一條舖有路緣矮坡的路。我們當然需要遵守規例，但同時這是正確的事: 輪椅需要路緣矮坡，以方便來往馬路與行人道。

奇怪的是，路緣矮坡僅是這幾十年的產物。因為我經常設計傷殘設施，我才發現沒有人在道路的邊緣興建矮坡，沒有人想過要讓輪椅人士以我們的方式使用城市。

然而，我認為路緣矮坡看來就像「不想工作」的樣子。你可以看到有部份路緣處的曲線向下傾斜，讓輪椅可以通過，然後又突然抬升起來。我們反倒在想如何加入一些細節，讓路緣更為平易近人? 我們提議——整個設計中包含九個路緣矮坡——沿著人行道邊緣延伸，流線形地上下彎曲。它很有雕塑感; 是在意大利卡拉拉雕刻的。只造九個並不太貴; 它感覺不像是一個斷斷續續的路緣，更像是在歡迎你使用。這樣的細節幾乎是不可見的，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它。但你可以從中感受到平靜，因為通常地方的細節都是脫節的。

太古廣場的另一個細節是空間內隨處可見的扶手。沒有人重新發明過自動扶梯，自動扶梯總是有上行、繞行、下行的台階，被扶手環燒著。因此，你經常會看到有人設計他們夢想中的欄桿——一個扶手的設計圖，然後它末端是圓形的。通常你會像切麵包一樣把它切開，然後把它們擠在一起。這也很不協調。我們當時就在太古廣場那裡，被那種平靜和思緒所影響，然後想，好吧，如果這是平靜的，介面之間看起來應該像在交朋友一樣和諧。

所以我們把木頭造成和扶手電梯上的橡膠一樣的形狀。所以扶手電梯的形狀影響了周圍的扶手，兩者並行，再延伸到同一個曲線結束，然後一個變成固定的扶手，另一個則移動起來。同樣，這與平靜有關，也是極簡主義的一個形式——試圖讓事物感覺它們來自同樣的能量。

Tobias Berger:
這需要大量的細節研究，並再要了解狀況。我很感興趣的是你的研究過程: 你的項目，例如東京麻布台和香港太古廣場，其景觀設計都經過了深思熟慮——正如我們剛才提到的各種細節。

Thomas Heatherwick:
我們工作室有一個景觀團隊，因為在我經營工作室的31年裡，我認知到，你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無法區分建築物是否一個獨立物體?建築物是如何成為街道和周遭景觀的一部分，以及如何將兩者縫合在一起?

你第一眼看見的必定是風景，而非建築。我一直很努力希望去軟化建築的硬——因為今時今日，建造業覺得值得的建築都是龐然巨物，除了私人住宅，我們甚少興建小型建築了。

所以城市的真正改變總是大規模的，要面對一種大尺寸的挑戰。在我的所有項目之中，我在努力抵消大規模所帶來的非人性因素——太單調、太重複，以及使人缺乏滋養的視覺複雜性。

融合大自然元素，可以為來訪者創造更多視覺參與，也可展現多樣的魅力。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我們流程的開端往往是溝通，因為我們必須努力充分了解場地和特定項目的需求。此外，委託你的人通常是你即將開展的項目的各方面的絕對專家。

我們必須努力向他們學習，並徹底理解他們。我們看似是作者，但實際上他們才是——我們只是幫助他們實現成果的工具之一。我們可以嘗試給他們建議——例如一些他們可能認為並不重要的面向。通常他們對某件事應該是或不是甚麼有著非常強烈的固有看法，但我們創作的過程卻是非常具探索性的: 我們會嘗試很多東西，再逐漸縮小範圍，並從我們的研究中剔除那些感覺不太對勁的東西。這絕不是一種單一作者論的心態。

工作室大部分的工作，根源於秉持「功能主義」的理念——但當我們說「功能」時，情感也同樣至關重要。我們有一些地方聲稱功能性強，但卻缺乏情感層面的功能。鑑於建築是為了人而存在的，如果社會不在乎它，它就不能稱之為功能性建築。

所以我們嘗試分析自己的反應，透過自己的眼睛先於設計師這個身份去觀看這個空間——幾乎像回歸你內在那個11歲的小孩，我們都還保有那個部分，還保有那個視角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仍保有那份驚奇，還有不名所以的困惑:「為甚麼會有人那樣做呢?」

我們既持有專業的角度，同時也嘗試代入一般過路人的角度。我們要持續訓練那組肌肉——那些隨著你越來越專業反而會流失的能力。不知不覺間，人們很容易陷入一種自以為是、缺乏反思的「同溫層」思維: 等等，一個11歲的孩子會怎麼想?別再想那些自作聰明的事情了——一個剛接觸這個領域的人會怎麼回應?

不是說我們能夠滿足所有人——但有些建築和地方的確有能力讓所有人都不快樂!我們需要堅持不懈地思考，如何才能打造出吸引點、不讓人感到無聊的空間。「無聊」這個詞聽起來有點滑稽，但我們對美的討論已卻引人入勝，使人著迷。

社會需要的特徵是一切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學習樞紐大樓必須是美麗的——我並不完全認同——但我認為我們確實需要一些吸引的地方，並且以多種方式勾起我們的興趣。

Tobias Berger:
你認為在西方或亞洲中實踐你的想法有沒有不同?畢竟兩種語境下的公共空間、社會制度等都不盡相同。

Thomas Heatherwick:
全世界都有，我們渴望涉足全球，很想與對其公民慷慨的社會合作。我深感平易近人又開放的地方非常短缺——那種即使你不在當地工作或生活，仍能讓你感到賓至如歸的地方。

我對「過路人」這個詞很感興趣，因為這種族群經常被忽視。建築業內人人都在談論客戶，好像你只需要取悅這群人——你忘記了我們還有社會這個客人，那些從來不會親身進入你作品的「過路人」。

我深信，縱使這個星球上有80億人，但當中每一個個體都會覺得自己是獨一無二的。某程度上這也是真的。這顯然是個悖論:怎麼可能80億人都是特別的呢?

所以很多地方都把我們當普通人看待。但當你在構想一個項目時，你必須使人確信自身是特別的。我們既獨特又平凡——這兩種特質是共存的。所以我相信我們全世界的人都有種普世的相似性。

對我來說，從現時的創作方式來看，很難區分歐洲、北美或亞洲在思考方式上的真正差異。我發現亞洲的政府和開發團隊對創意的接受度更高，他們對一些意料之外的想法保持開放態度，並且能理解某些事情的重要性——而且這並不是虛榮。我們具野心的計畫經常被五花八門的原因否決，當中也涉及對知性的妄想。當我們身處歐洲這樣一個古老得多的現代化文化圈中，這種妄想是可以理解的，但卻對我們非常不利，因為它會讓我們高估自己對現實的理解。

我認為，我在亞洲體驗到的雄心壯志和渴望，讓我們能夠做出不斷進步的項目。

最簡單的例子是上海世博的英國館，我們擁有的資金只有其他西方國家的一半。英國政府很擔心中國觀眾不會明白我們在做的事，因為我們的展館裡沒有城堡、女皇、福爾摩斯——我們要展示的不是陳腔濫調，而是展示一些甚至英國人自己都沒見過的東西，這是英國千年種子銀行藏品的一大部分。

「種子聖殿」贏得了世博會的最高殊榮。作為最小的展館之一，這完全是策略性地運用資金的結果。有趣的是，我們向英國政府爭辯，他們認為最有風險的，恰恰是我們認為最安全的事情——因為如果我們設計的東西俗不可耐，當遊客要在排隊的三個小時內，從250個展館中取捨時，他們肯定不會選擇那些墨守成規的展館。

人們都渴望真實的東西，那些努力推動社會進步，既創新又前衛，並以有意義的嶄新方式讓我們產生共鳴的事物。我想這是放諸四海都通用的真相。

我們無意中在歐洲遭受野心受挫很可惜，因為這是與我們作對的。我們希望改變和保護的，正是來自於我們過去的野心和自信而生的計畫。文化自信是如此珍貴——它在亞洲與日俱增的同時，在歐洲卻在煙消雲散，這本身就是自取滅亡。

何思衍:
您提到了「大」，我想問你關於塔樓和基座的問題。亞洲許多人口密集的城市，都存在這種塔樓開發模式——雖然看起來很吸引，但也有點乏味，像「生活機器」一樣千篇一律。先有基座，後有塔樓。雖然平台還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與街道連接，但塔樓又可以怎樣呢? 你在麻布台之丘和天安千樹兩個項目中，都採用了不同的方法。這是一種以眾多塔樓的強度和重複性，試圖超越基座的一種發展方式嗎?

Thomas Heatherwick:
我感興趣的是，如何在城市中達到必要的密度，以確保充足的街道生活，同時可以減少汽車的使用。因此我們需要較小型卻更高樓層的建築，尤其是在如今網購盛行，我們不再需要那麼多商店的情況下。如果街道失去活力，就會變得危險——而商店曾經是我們為街道注入活力的主要方式之一。

空無一人的街道是很可怕的。這又是一個有趣的悖論，我們以為人很可怕，但原來沒有人也很可怕。所以讓我們退一步審視建造業的模式: 塔樓感覺是很華麗的東西，它們好像需要強勁的設計——相比之下你的街道經驗就沒那麼光鮮了。在建造業和設計業，我們都缺乏讓街道活起來的專家，似乎除了增添商店之外已別無他法。

我正嘗試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這個略顯棘手的問題。部分原因是，在倫敦，作為一名從事建築業的公眾人物，我經常被問到我對塔樓的看法。我一直說:「別太擔心塔樓。香港的經驗告訴我，高樓也可以很好。挑戰在於底層。」在上環或灣仔這樣的地區，有一些非常高的建築，但在街道層面，你能看到街道上的變化和多樣性，尤其是「筷子樓」這種纖細的塔樓。一般來說，如果不是在香港這樣寶貴的土地上，新的塔樓通常會更「胖」，當你走到胖塔樓的地面樓層時，你看到的只是一個死氣沉沉的大堂。你可以看到玻璃後面某個地方有一個大理石接待處——也許還有一件藝術品，讓客戶覺得它們很精緻，但它甚麼也沒給你。它不是給予者——它既不迷人，也不慷慨。它的門把和其他辦公大樓一樣。沒有甚麼能使你定睛。

作為一個對純粹感興趣的人，會認為塔樓不需要基座，直接矗立在街道上就乾淨俐落。既定俗成的基座配商場，然後老套的塔樓從基座上平地升起，這種刻板印像已根深蒂固地紮根在我們的腦海中。

但人類的感知很有趣——這在我們最近的幾個項目中的感悟。當你真正觀察人們在街道樓層是如何體驗生活時，你會發現人們實際上並不經常抬頭仰望。當我們在聖荷西作總體規劃時，我們發現人們主要體驗的，只有地面以上40尺的樓層罷了。

因此，如果你要為社會體驗投放愛、關懷和金錢，我認為最好的做法就是把錢花在那40尺，因為正正在那個範圍，一切是如此乏善可陳、刻薄至極、又大又重複、無聊又沒吸引力，這種公寓或辦公大樓簡直是一個11歲孩子永不會踏足的空間。你該如何讓他或她在那個地方跟朋友閒聊會感到安全，而不用擔憂被搶劫?

所以我開始關注基座——我以前從未想過我會在乎它。但你不可能把錢平均投放到所有項目中。那麼你要如何前進呢?我喜歡的一些1920、1930年代建築——在北美一些主要城市也有這樣的例子——它們原本是塔樓，它們真的有往下移動，但也沒有基座。然而因此它們又增添了魅力，在門廊、窗戶和底層都體現出更多的細節、用心和工藝。然後，這些元素從大約40尺以上逐漸減少，你會看到一座非常簡單的塔樓——在頂部，你又再會感受到一點愛和關懷。

就優先次序來說: 我確實認為我們沒有進行足夠的調查，無法了解公眾對空間的實際關注和感受。我們調查的對象是建築物內的人。我覺得很荒謬的是，那些頂尖的設計和建築公司會自豪地說，他們會進行入住後調查，但結果他們只是針對建築物的使用者而已，而不包括任何過路人。

你如何定義誰才是建築的用家? 新建築的用家都非常幸運。幾乎所有我去過的新建築，通常採光、樓底高度、大堂設計也很好。但我們真的有關心過一個路過的11歲的孩子或老太太的體驗嗎? 我們真的有衡量過，他們是對我來說，這些公共生活之牆是被忽視的部分——也是個絕佳的機會。我知道修讀建築的人真的在乎。看看讀建築的時間這麼長，但薪水相對不高，但他們仍然願意選讀建築，而不是跑去從事銀行或其他職業。但在建造業，人們不知不覺就失卻初心了。如果你叫他們撫心自問，骨子裡他們的確在乎——但同溫層和泡沫讓我們失焦，讓我們不再關注我們行事的後果。

Tobias Berger:
你的建築遠遠不止是建築而已，對嗎?你會想像人們如何在其中游走，你還經常討論情感。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你甚至把它開放了。你認為建築師和設計師應該在建築的功能與日常工作上參與更多嗎?

Thomas Heatherwick:
我意識到建築團隊的壓力非常大。你的問題與預算、獲得委約、法規、安全，以及與眾多顧問的溝通，以及你激勵城市和地產商的能力有關——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角色。工作容易堆積如山——但我們確實認為，在建築領域，我們與公眾的溝通不夠。如果公眾能參與更多，他們會支持我們，並願意與我們溝通。他們會說:「讓地方變得更親切吧，讓我們所有人都覺得它有趣，而不僅僅是對那些有幸身處其中的人來說。」

我相信，公眾越不被當成愚昧無知的人——這是該行業陷入的一種奇怪心態——公眾就會從四面楚歌的絕境，轉變為我們強而有力的後盾。畢竟，他們不會對地產商和政府說:「你們能不能再多造一些無聊的地方?」建築師想要做一些有趣的設計，但實際上，由於社會公眾缺乏發言權，這個行業竟得以建造一些無聊至極的地方而不受懲罰。他們認為這就像皇帝的新衣。

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許多人感到意興闌珊了，尤其在英國如是。我們在想:「我們為甚麼不乾脆複製歷史建築便算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只喜歡舊建築，只是因為他們能輕易指稱它為有個性和有靈魂罷了，但我不相信你需要複製過去。

即使不複製過去，你還是可以設計一些質感、個性和情感兼備的項目。如果你問及公眾他們最喜歡的建築，大部份人都會回答一些現代建築——未必是舊建築。我會說我們不要害怕公眾。我們似乎很怕公眾會有壞品味，但我從不認為此。

何思衍:
當你談到「城市樓層」、「街道樓層」、「大門樓層」時，人們會覺得你以一種設計思維來思考整體情況——某程度上它真的很像城市規劃，對嗎?

Thomas Heatherwick:
我們現在開始有機會設計社區了。去年，我們完成了一個650萬平方尺的項目。麻布台之丘規模龐大，我們也正在進行一些大型社區項目，這需要考慮到最大的城市和街道距離和門戶間距等。

我一直覺得總體規劃真的很吊詭，因為我看過太多地方聲稱有好的總體規劃——然而，裡面仍充斥著一些乏味的建築，讓人感覺沒有靈魂。這使人有點糾結: 相反在一個糟糕的總體規劃裡，建造有趣又充滿靈魂、有質感的建築不是更好? 或許是的，因為我們人類有很強的適應力。我們在事物中圍繞著事物展開工作，而我們應該有足夠的立法和政策來倡議美好而避開乏味。當我們談論美時，感覺非常主觀——我們為求自保而拒絕和別人談論美。

但沉悶乏味卻不那麼主觀了。它主觀的成份不多，我們作公眾調查時，發現90%的受訪者對於何謂沉悶都有共識。在人性化運動和我們撰寫的書中，我們真正想要表達的，並非指建築應該全是曲線或方形、復古或賽博，或者樹木茂密。我並不介意任何形式的建築，但我確實相信社會需要建築來提供更多的視覺營養。

現在我們對大腦的認識加深了，逐漸明白到我們的大腦需要視覺複雜性。每隔幾秒鐘，我們就需要數百萬位元的資訊。如果在公共場合，大腦缺乏這種視覺複雜性，人就會感到壓力。真是奇怪。

我們一直以為少即是平靜，但在街頭卻不然。在我們的街道和城市裡，當一切變少，整個城市都是單一、無盡的光鮮亮麗、嚴肅、順滑、平淡無奇的環境，你的身體就會感到壓力。你的皮質醇水平會上升，而這正是一些研究開始關注的——這很荒謬，因為像石油和天然氣這樣龐大的行業竟然才剛剛開始衡量自己對社會的影響力。

我們正處於一個令人興奮的時代。我希望它能為數百萬渴望創造美好事物、並深明他們肩負成本效益責任的設計師、城市規劃師和建築師提供支持。

社會說，多花點錢，讓你的建築隔熱效果好一點; 多花點錢，生產替代能源，就能打造低碳建築。然而，我們卻沒有把同樣的注意力給予建築的視覺美感，因為從未有過關於建築應該更親民，而且可以成為公共生活之牆的公眾討論。

人們會說:「噢，地方感很重要。」這通常是指乏味建築外的雕塑或樹木——當然這些也很重要。但地方的完整面貌是所有這些的總和。你不能忽視公共生活的巨大牆壁，也就是建築物的表面，而我們卻在否認一些非常簡單直接的事物。

何思衍:
你指出美麗與無聊之間的區別非常重要，因為有時在亞洲——我想到的是香港，也許還有曼谷——在街道層面上，雖然有些地方我不會稱之為美麗，但卻以一種奇怪而有趣的方式使人著迷。

Thomas Heatherwick:
例如上環有時候氣味強烈! 你越街漫步，到處都是海味——但這是多麼可喜，讓你感到這裡充滿活力。你不必說它美麗，但它絕對是世上最美的地方之一! 現在海味變少了，但上環仍擁有一種質感，如果我們要打造一個我們在乎的空間，這種魅力是不可或缺的，那我們就不會經常把地方推倒重來。

讀者可能會說:「你在嘗試美化一切——這根本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最逼切的問題。」

我也能理解大家有這個想法。但是，我們行業的骯髒秘密是大興土木帶來的碳排放。社會經常討論的飛行碳排放，約佔溫室氣體減量行動的2.1%。但建築——建造、拆除、再建造更多乏味的建築——的碳排放量是這個數字的五倍，而我們對此討論得不夠。

讓我感到振奮的是，你突然意識到，永續性最終是愛。它並非傳統的衡量標準。你不能告訴我某樣東西是可持續的。真正能夠維繫事物的，是人們是否在乎它——並願意修復、調整和改造它。

Tobias Berger指向Heatherwick (海瑟尉) 工作室內的倫敦雙層巴士模型。

Tobias Berger:
我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搭過倫敦的雙層巴士了。香港當然也有那些極具魅力的雙層電車，而那可是我常坐的。

Thomas Heatherwick:
那是我們設計倫敦巴士時的靈感。

Tobias Berger:
真的嗎?

Thomas Heatherwick:
香港的電車有兩道樓梯——倫敦的老式巴士只有一道。香港的電車很小，但卻有兩道樓梯，而且人們都會使用。這證明即使在狹小的空間裡，也能創造出有靈魂的東西。

此外，還有木材、金屬、推拉窗的運用......從結構上來說，這看似是不可能的。當你退後一步看著它們時，你會想: 輪子在哪裡?然後你會想，它們是怎麼保持不動的? 尤其是在香港颱風肆虐的時候......對我來說，它們太不可思議了，我希望它們永遠運行下去。

Tobias Berger:
他們不會讓它們停下來的——天星小輪和叮叮......它們已經是香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稍微換個話題: 你在亞洲有甚麼期待的項目嗎? 又或者說，亞洲理想的項目是什麼樣的呢? 一座城市? 一座塔樓?

Thomas Heatherwick:
我是被需求所驅動的，並努力創造能夠為人們帶來改變的地方。我與一個250人的團隊一起工作，感覺不僅僅是在表達自己。所以我們會一起思考真正的機會和真正的需求。

如果我以英國的脈絡來說，最迫切的需求之一就是健康。如果你想親眼看看社會上最糟糕的地方，你需要看看護老院——這聽起來可不是甚麼吸引的事情。

如果你看看英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護老院——暫且不談那些被照顧的老人，只看看在那裡工作的人——你會想: 在護理體制裡，如果你是一名護士，你最想從事甚麼工作? 你可能會說，照顧新生嬰兒或處理意外事故，這些工作比較刺激，你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在生命的盡頭，已經不會有奇蹟性的康復。你只是在幫助一個人走到他生命的盡頭，而這卻是護理界中收入最低的領域。

這也是最糟糕的工作環境。我的祖母和外祖母在生命的最後階段，都在護老院度過，我認為那些地方對護士和工作人員傳達的訊息使人羞愧。那些地方讓他們確信: 是的，你正在從事最糟糕的工作。實際上，這些環境需要感謝那些人們——感謝他們走進來，社會需要說:「謝謝你們為我們所做的一切」，因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會變老。

這並非甚麼光鮮事情，卻可能帶來巨大的改變。然而，我們現有的經濟模式卻難以介入。我們的經濟模式只熱衷於向美術館投入大量資金。試想一下，如果你能將投入新建美術館的資金中的一部分，分攤到眾多護老院，那會是怎樣一番景象。你就能打造出世界上最好的護老院——它們能夠歌頌生命的精彩，並讓我們感謝那些在生命盡頭，對我們珍而重之的照顧者。

在亞洲，我希望能在影響最多人的地方工作——也就是面向大眾的場所。醫療保健模式各有不同，但健康和教育領域是為人們未來的生活奠定基礎的領域——它們讓人們有機會看到，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如此多樣化。我們許多人作為個體，都承受著要我們必須屈從於成規的壓力。那些告訴我們生命另有出路的項目，那些當我們感到格格不入時，讓我們重新感到有歸屬感的場所——實際上，這些幾乎是最慷慨的。

因此，我最想做的是那些我們從未嘗試過的事情。我很樂意在日本與東京六本木的人合作，感受那裡非凡的工藝。這裡有這麼多的文化淵源，我覺得我的工作是去放大它，而不是忽略它，並強加一些西方模式。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把自己看作一個放大器，試圖去發現一些東西，放大它，拉伸它，給它注入氧氣。我希望我們能夠為未來幾十年的許多項目賦予特殊的意義。